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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提倡并善用“简朴的词”，但他的散文风格又不能只用平易两字来概括。除了平易，还有力量、色彩和戏剧性。下面咱们就一起看看英语界泰斗王佐良先生对丘吉尔文风的介绍和评价。

政界人物中有文章高手，丘吉尔（1874—1965）就是一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讲的话当中就有许多成为名言。当德军席卷欧陆，英国危在旦夕的时候，丘吉尔受命组阁，在下院表明他的决心，说了这样的话：

I would say to the House, as I said to those who have joined this Government,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Speech, House of Commons, 13 May 1940)

我想对下院说，也曾对参加本届政府的人说：“我拿不出什么东西，除了热血，苦干，眼泪，汗水。”

（1940年5月13日在下院讲话）

Victory at all costs, victory in spite of all terror, victory however long and hard the road may be; for without victory there is no survival.

(Speech, House of Commons, 13 May 1940)

胜利，不惜任何代价；胜利，不管各种恐怖；胜利，不管道路怎样远，怎样难；因为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

（同上）

Churchill walks through the ruins of Coventry Cathedral, 1941

等到那年夏天，皇家空军以少击众，摧毁了进攻英国的纳粹空军力量，取得了一个关键性的胜利的时候，他又告诉下院：

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was so much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

(Speech, House of Commons, 20 August 1940)

在人类斗争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应为这样大的事感激这样少的人。

（1940年8月20日在下院讲话）

他又告诫国人，胜利不是能轻易取得，而要靠自身的艰苦努力：

No one can guarantee success in war, but only deserve it.

(Their Finest Hour, 1949, p. 484)

谁也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该得胜利，就有胜利。

（《他们最得意的时刻》1949，第484页） 

这些名言是令人难忘的，但只能稍稍表现他的散文的面貌。除了在政治场合上雄辩滔滔，他还写了大量传记和历史，都是既有见地又有文采的。他的英文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从小就注意英文的基本结构：

By being so long in the lowest form I gained an immense advantage over the clever boys... I got into my bones the essential structure of the normal British sentence—which is a noble thing. Naturally I am biased in favour of boys learning English; and then I would let the clever ones learn Latin as an honour, and Greek as a treat.

(My Early Life, 1930, Roving Commission)

由于我长期留在学校的最低一级，我倒取得了聪明学生所没有的一大优势。……我把普通英国式句子的实质结构——这是一个极好的东西——吸进了我的骨髓。当然我是偏向学英文的学生的，不过我也可以让那些聪明学生学拉丁文作为一种荣耀，学希腊文作为一种享受。

《我早年的生活》（1930）

这是他在回忆在哈罗中学上学情况时说的，那时他不是一个“聪明学生”，考试不及格，所以长期留在最低级，不想却把英文真正学好了。

他的英文是道地的英国英文，有许多传统的优良品质，如善用最朴素的基本词汇，句子结构合乎习惯而不求表面上的逻辑性；但他也很会修辞：排比、对照、平行结构、形象化说法、节奏和音韵上的特殊效果等等无所不能，但是首先做到的一点是清楚准确地达意。这似乎是一个起码要求，但是多少人能真正做到？特别是在当时英国的政界，多的是含糊其辞的政客，一度担任首相的麦唐纳尤其以冗长、模糊为人所病，清楚达意的文风就变成一种难得的品质了。

丘吉尔是十分关心文风的。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力求用好英文，并且在担任首相期间，派了一位官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英文用法的书，印发政府各部门，要求公务人员在起草白皮书、通知、布告、备忘录等等政府文件的时候写朴素的纯正英文。

这本书要求政府起草公文的人使用人民能懂的本质英语，而不要用“官腔”（officialese）。所谓官腔就是从古时法律文书传下来的某些措辞公式，加上一些抽象大词，尽量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堂皇。还有一种趋势，即喜用书面式的典雅而反对口语体的道地说法和习惯结构。例如把前置词放在句末被看成是一种不雅，如果写

It is like something he dreamt of.

本是道地英语，但有人却硬要把它改成

It is like something of which he dreamt.

倒是合乎拉丁式语法了，但也就不是活的英文了。邱吉尔对这种趋势极为反感，一次看文件时针对一个类似的句子批了一句：

This is the sort of English up with which I will not put.

任何人一看，就会觉得好笑，因为显然通常的说法应是：

This is the sort of English I will not put up with.

只有邱吉尔这个大忙人还有兴致和幽默感来写下这个妙批！可见他是怎样注意文风的。然而像任何能文之士一样，丘吉尔又不单纯地依赖简朴词汇和道地说法。他也能为了特殊效果而用大词，如“terminological inexactitude”（术语的不准确），又如：

I have not become the King’s First Minister in order to preside over the liquid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Speech, Mansion House, 10 November 1942)

我当国王的首相并不是为了来主持消灭大英帝国的。

（1942年11月10日演讲）

他说这类话往往是以大臣或首相的身份在为一件事辩护的时候，文字显得堂皇，远不如他在理直气壮时那样说得直截了当。

这位最有英国气派的丘吉尔有时也用美国式的口语说法，而且用得极妙：

When I warned them that Britain would fight on alone whatever they did, their Generals told their Prime Minister and his divided Cabinet: “In three weeks England will have her neck wrung like a chicken.” Some chicken! Some neck!

(Speech to the Canadian Parliament, 30 December 1941)

当我对法国政府声明：不论他们做什么，英国决心单独打下去的时候，法国将军们告诉他们的总理和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内阁：“不出三周英国就会让人把脖子拧断，像只小鸡。”这小鸡可了不得！这脖子也了不得！

（1941年12月30日在加拿大议会演讲）

这个some的用法就是美国口语中常见的。选择这个北美人喜欢的词来对北美人说话，也就会使他们印象更加深刻。

Churchill in Québec City, Canada in 1943

而在丘吉尔的大部头著作如《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58）《说英语人民的历史》（1956—58）里，则他仍然在继续吉朋的写史传统，文笔是豪迈甚至瑰丽的。

所以尽管他提倡并善用“简朴的词”，他的散文风格又不能只用平易两字来概括。除了平易，还有力量、色彩和戏剧性。

以上内容摘自《英国散文的流变》，作者是诗人、翻译家、教授、英国文学研究者王佐良。

王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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